日本央行自2024年起逐步縮減量化寬松，每月購債規模從5.7萬億日元降至5萬億日元，計劃至2026年降至2.9萬億日元。這一縮表進程直接削弱了市場對國債的流動性支撐，而傳統買家如壽險公司卻未填補缺口，導致供需失衡加劇。其次，日本首相石破茂近期公開承認“日本財政狀況比希臘更糟”。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新數據，日本的公共債務已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34.9%，大大超過希臘在歐債（債券行業分析報告）危機期間最高的比重。日本預計將用于償還債務利息的支出占到年度預算的約25%。有分析認為，基于這樣的債務狀況，石破茂的言論徹底擊潰市場對財政可持續性的信任。

此外，日本總務省5月23日發布的數據顯示，受大米等食品價格大幅上漲影響，今年4月份日本去除生鮮食品后的核心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上升3.5%至110.9，連續44個月同比上升。通脹壓力迫使市場預期央行進一步加息，從而推升債券收益率。

受日本國債影響，全球債市風險正在放大。一方面，日元套利交易規模巨大，若收益率繼續攀升，國際資本或大規模平倉，引發流動性緊縮。另一方面，日本作為美債第一大持有國，其拋售壓力可能加劇美債波動。高盛日前放出風聲，認為近期美國國債的大部分拋售壓力實際上并非源于美國本土因素，而是日本清理后端持倉的副產品。目前，全球債市正面臨通脹回升、政府融資需求激增及資產負債管理投資者需求萎縮等多重壓力，這不僅考驗各國央行的政策定力，更可能重塑全球資本流向，引起黃金等避險資產價格飆升，而高負債國家融資成本攀升將形成“利率上升—債務惡化”的惡性循環。

面對危機，日本政府的選擇不多。短期看，日本央行可能通過臨時增加購債或重啟收益率曲線控制（YCC）緩和波動，但長期退出寬松的方向難以逆轉。若堅持縮減量化寬松，國債持有者賬面損失巨大；若重啟量化寬松，則日元貶值與資本外流風險加劇。財政層面，石破茂政府反對以發債支持減稅，但政治壓力下，政府可能被迫擴大支出以刺激經濟，進一步惡化債務負擔。與此同時，美國因素成為關鍵變量，特別是在日美關稅談判的關鍵時刻，日本的政策施展空間并不大。

有分析指出，日本需要直面債務重組、財政紀律重建與經濟增長模式轉型的復雜課題，這一過程必然伴隨陣痛。不僅如此，日本國債危機也暴露出發達經濟體在退出量化寬松政策后面臨的共同挑戰：當央行逐步退出市場支撐角色，政府債務可持續性與私人部門需求能否接續將成為關鍵考驗。